“國產系統是個偽命題，所有的國產系統基本都是Linux的變種，而Linux作為一個開源的全球系統。我們基于人家的基礎做，怎么就成了國產了?”

“以前做不出來是人才少，產業(yè)鏈不成熟，現在國內能做系統的人很多，只是我們理解的系統有差異，個人PC或手機上的端系統，之所以沒有是生態(tài)問題沒搞定，而燈泡和攝像頭里的系統，深圳好多公司X都能做。"

這是2004年1月，曾被《程序員雜志》列入“影響中國軟件開發(fā)的20人”第一位的陳榕，在接受五矩采訪時談到印象最深刻的2個觀點。

2019年5月19日，隨著谷歌母公司傳來“Alphabet將停止與華為的業(yè)務合作”的消息，國產系統的命題似乎成了茶余飯后的香餑餑。

而谷歌、微軟和蘋果作為今天距離萬億美元市值最近的三家科技巨頭，無一例外的都在安卓、IOS和Windows三個系統的領域，“壟斷”著全球手機和PC市場最賺錢的“命脈”。

在三家公司的最新財報中，微軟僅2019年Q1季度的營收就達到了306億美元，可以直接買下四分之三個百度。

2019年5月23日，除了美國的谷歌停止了安卓的核心服務外，英國的ARM公司傳來了“正在遵守美國政府制定的所有規(guī)定”的最新消息。

這也意味著，華為除了在系統的軟件層面受到了谷歌的限制外，與系統生死相關的硬件芯片市場也已經遇到了威脅。

事實上，早在今年三月，余承東就曾聲稱：“如果哪天安卓不給我們用了，我們還有B計劃”。而在今年5月19日谷歌傳出“停止給華為安卓授權”的第一時間，華為鴻蒙便以神秘面紗出現在了媒體報道中。

當美國發(fā)難，系統遇阻，從早年的互聯網三劍客“王志東、張朝陽和丁磊”，到BAT的李彥宏、馬云和馬化騰，回顧中國互聯網的20年，我們做了搜索、上了電商、有了社交，不缺互聯網精英的中國，為何卻錯過了操作系統的生意?

如果時光重塑，往事重來，國產系統會在破釜沉舟的努力下得到救贖嗎?

中國互聯網產業(yè)的備戰(zhàn)至今，面對國產系統難產的現狀，我們的突破口又在何方?5G會成為華為鴻蒙的新機遇嗎?

中國的互聯網前夜

與國產系統有關的一切的起因和歷史，都要從2000年以前，中國的互聯網前夜說起。

那時的中國在恢復高考20年后，隨著90年代第一批接觸互聯網的年輕人步入社會，已經初步培養(yǎng)起了第一批互聯網從業(yè)者，其中最具代表的莫過于新浪的王志東、網易的丁磊以及搜狐的張朝陽。

他們三人，因為都在90年代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代互聯網公司，而被譽為“網絡三劍客”。

其中，張朝陽的學歷最高，先是在1986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物理系，而后又通過考取李政道獎學金赴美留學，并于1993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后，在麻省理工學院繼續(xù)博士后研究。

就這個留學經歷而言，張朝陽換個名字，換個身份也是國內一線的頂尖人才，何況那時還是中國的2000年以前。

1995年，張朝陽從互聯網的發(fā)源地美國回國后，于1996年8月創(chuàng)建了愛特信公司，而這家公司在1998年推出搜狐網，同時更名為搜狐公司。

和張朝陽相比，王志東和丁磊分別畢業(yè)于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和電子科技大學。

雖然二人的學歷不及張朝陽，但王志東創(chuàng)辦新浪之前，曾在北京大學計算機技術研究所以“中文多窗口圖形支撐環(huán)境”為課題度過一段時間，而丁磊則在畢業(yè)2年內，做到了Sybase廣州公司技術支持工程師。

1980年代末，個人計算機開始進入中國，當時包括中國政府部門的在內的所有個人計算機幾乎全部是安裝MS-DOS操作系統。

1990年后，基于Windows的成功，國內的知識家庭開始配統一配備Windows系統的私人電腦，而在三人創(chuàng)業(yè)已經步入正軌的2000年，Windows已經成為國內和國際PC市場的標配。

2000年，作為互聯網泡沫破裂的繁榮前夜，微軟市值一直維持在6000億美元上下左右浮動，而2000年互聯網三劍客作為國內互聯網商業(yè)公司的頂尖代表，新浪12億美元加網易4.65億美元和搜狐4.9億美元的市值，顯然還不夠微軟帝國一個分支部門的體量。

而這種體量上的差距，也決定了國內正常市場下的人才基礎，只能做和微軟合作的生意，而做不了和微軟對抗的買賣。

事實上，早在90年代微軟崛起前，國內就已經開啟了計算機啟蒙的教育課程，但在當時缺乏互聯網產業(yè)的前提下，國內的互聯網人才和技術碼農，培養(yǎng)來培養(yǎng)去，大多也只能為來中國的外國公司做了嫁衣。

據五矩采訪曾經做過“國產系統”陳榕表示：2000年時的中國，整體的工業(yè)實力和產業(yè)環(huán)境不允許“國產”系統的問世，無論是當時從業(yè)者在技術學習上的認知代差，還是系統做完后的測試環(huán)境，都在研發(fā)路徑上走不通。

系統的重要性，通過微軟的市值便可窺見一斑，但要想制造一個國產系統，除了有錢、有市場，還要有產業(yè)鏈和人才鏈。

相比于三大門戶在市值和資本體量上和微軟的差距，市場、產業(yè)和人才才是那時的中國互聯網市場，要想自研國產系統最稀缺的資源。

首先從市場而言，那時的中國PC啟蒙教育用到到系統和教育軟件全部基于微軟的全家桶，在一個國內連辦公軟件都無法自己研發(fā)的時代里，游戲和娛樂應用的兼容性差異，微軟靠著產品大把賺錢和國內企業(yè)做著補貼四處虧錢的現狀，已經在市場層面宣告了自研國產系統的結局。

其次，國產系統的研制是一個系統工程，就像微軟和英特爾的搭配關系，缺一不可。而當時國內即便有著做出“Windows”的實力，但卻在芯片研發(fā)和制造上基本處于真空狀態(tài)。

據一位知乎網友介紹：80年代美國已經開始玩集成電路的當下，中國國內卻依然停留在堆晶體管來造收音機的水平。連制造的機器都沒，基于英特爾在X86復雜指令集設計架構上的絕對壟斷，就更別提芯片研發(fā)的實力了。

最后，造成這一切困局以及今天困境的根本原因，除卻時間起步上的原因外，最根本的問題只在于產業(yè)鏈缺失背后，造成的人才缺失。

早在20年前，美國靠著微軟和英特爾不斷向社會輸出有著實戰(zhàn)經驗的頂級精英時，中國的大部分潛在天才，卻還在學校的課堂上聽老師講著“與門和非門”的理論課。

即便“精英畢業(yè)”，缺乏產業(yè)鏈公司收留的他們，要么成了電腦售后的客服代表，要么借著山寨手機的崛起做著東買西賣的生意。

2000年以前的中國互聯網市場，與其說是“國產系統”的萌芽，不如說是中國互聯網新生力量的從零出發(fā)。

試驗田與種子基因

2001年，眼看著微軟帝國逐漸壯大，國內市場力量跟不上，國家力量便開始聯合高校、企業(yè)和科研單位進行了另類的突圍之路。

2001年中旬，中國國防科技大學、中軟公司、聯想公司、浪潮集團和民族恒星公司聯合作研制的商業(yè)閉源操作系統——麒麟操作系統(Kylin OS)，這是維基百科上已知最早的國產操作系統之一。

圖片來自山木論道

2004年，武漢深之度科技有限公司又推出一款名為“Deepin”的開源操作系統。它是基于Debian的不穩(wěn)定版本的一個Linux發(fā)行版?？梢赃\行在個人計算機和服務器上。

據DistroWatch的數據顯示，在2017年以前，Deepin(深度)是最受歡迎的源自中國的Linux發(fā)行版。

和深度以及麒麟相比，紅旗Linux是國內立項最早的國產操作系統之一。

據公開資料介紹：紅旗Linux的誕生源于1992年海灣戰(zhàn)爭和1999年北約入侵南斯拉夫聯盟科索沃地區(qū)時，成功運用信息戰(zhàn)癱瘓了對方幾乎所有通訊系統，于是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奉命研制基于Linux的自主操作系統，并于1999年8月發(fā)布了紅旗Linux 1.0版。

2000年6月，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和上海聯創(chuàng)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組建了北京中科紅旗軟件技術有限公司。

2001年3月，信息部又通過中國電子信息產業(yè)發(fā)展研究院(CCID)和北京賽迪創(chuàng)業(yè)投資有限公司向中科紅旗進行了96萬美元的注資。

紅旗Linux作為中國最早研制的國產操作系統，其命運卻并未在多家機構的照顧下走入輝煌，反而在2014年2月10日，因為經營困難而由中科紅旗貼出清算公告。

2014年8月15日，中科紅旗賣身五甲萬京信息產業(yè)集團。2015年，經歷重組后的紅旗Linux以主打金融圈應用繼續(xù)運作，主要針對自動提款機定制系統。

據維基百科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18年，國內大約有7萬臺ATM機采用紅旗Linux操作系統。

除了紅旗、深度和麒麟外，此后的十多年里，國產系統在諸多學者和力量的推動下，先后還曾誕過被命名為：威科樂恩Linux、起點操作系統、凝思磐石安全操作系統、共創(chuàng)Linux、思普、中科方德桌面、普華Linux、RT-Thread RTOS、中興新支點、一銘和優(yōu)麒麟等十多個國產操作系統方案。

這些系統，都是基于Linux系統上的再改進，通過減少虛擬機進程數量，或加強了安全，或強調了辦公。

用陳榕的話來說：“當一臺電腦只能運行一個程序的時候，再不安全的環(huán)境也能變的安全，因為病毒的切入也是需要后臺配合的。”

和遍地開花的”國產系統“數量不同，這其中的大多數操作系統，都只是零零散散的被裝在實驗性的電腦上，即便十幾款系統的總和相加，其市場當量也不及微軟一家的萬分之一。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很多，除了第一部分提到的一些觀點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Windows系統是微軟的賺錢利器，所有的技術研發(fā)投入都有穩(wěn)定回報，并且這種賺錢模式已經和硬件廠家英特爾以及軟件廠家形成了穩(wěn)定的利益聯動。

而國產的新興的系統與微軟的利益聯盟相比，更多只是在做單打獨斗的過場戲。好比擂臺擺好了，沒有人來唱，有人唱了也沒有多少人來看。

畢竟，過去研發(fā)的國產系統中，最初的目的就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安全和其他目的。

新興的互聯網勢力

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欣欣向榮的中國互聯網浪潮在剛剛起步的萌芽階段便被打了個倒春寒。隨著倒春寒的消退，心里有著國產系統夢的阿里巴巴開始漸露頭腳。

而在2010年以前，隨著谷歌、ARM和高通新聯盟的崛起，操作系統的商業(yè)戰(zhàn)爭也隨著手機市場繁榮與3G和4G一起，進入移動端市場。當然，比起谷歌聯盟更為迅猛的，是一家名為蘋果的手機公司。

PC市場的失利源于早年中國互聯網市場的整體孱弱，而到了移動互聯網時代，這個格局直到2010年以前也并未得到過什么本質上的改變。

因為2010年以前，在互聯網世界的前十強名單中，不僅沒有BAT的位置，反而還有了百度是中國谷歌、騰訊中國臉書而阿里是中國亞馬遜的說辭。單以中國版XX命名本身，已經足見BAT在當時互聯網界的地位。

事實上，以2009年BAT三家分別120億美元、110億美元和240億美元的市值而言，中國版谷歌(2009年谷歌市值是2000億美元)、亞馬遜和臉書的形容背后，倒也格外貼切。

圖片來自投資界

市值是企業(yè)自身實力的真實表現，因為如果100億美元的市值意味著可以供養(yǎng)1萬程序員，那么1000億美元的市值背后，則意味著可以為國家攬下1萬程序員精英和5萬程序員儲備。

2010年，隨著BAT三巨頭的地位確立，也預示著中國互聯網賽道進入下半場的槍聲即將響起。

而早年實力不濟的阿里巴巴雖然在2000年到2010年并未涉足國產操作系統，但中國互聯網市場的崛起，卻為阿里巴巴在2010年以后的下半場競爭，做足了準備。

與互聯網軟件服務同時進入預備期的，還有與國產操作系統相輔相成的芯片產業(yè)。

其中，2004年成立的華為海思在2008年推了“麒麟處理器”的雛形K3V1，而中芯國際等企業(yè)，也開始了對光刻機的引進之路。

雖然坎坷、曲折，但卻為今日的困境之光埋下了“人才”和產業(yè)的種子。

阿里的入場和退場

2011年，隨著互聯網三巨頭的確立，阿里巴巴的第一炮便是轉戰(zhàn)移動操作系統。

不過和三巨頭身份不符的是，這次移動端的布局開頭只有阿里巴巴的阿里云OS曾與谷歌安卓、蘋果IOS以及微軟WP進行了PK式交鋒。

其中，阿里巴巴在2011年7月28日推出基于Linux的阿里云OS，而百度雖然曾在2012年基于推出了百度云OS，但和阿里云OS屬于獨立系統相比，百度云OS和小米的MIUI屬于同一性質，僅僅只是安卓的再改造。

2012年9月20日，阿里巴巴集團宣布阿里云OS將獨立于阿里云事業(yè)群運行，并投入2億美元將阿里云OS上升到戰(zhàn)略及產品。

而就在阿里獨立阿里云OS之前的9月13日，原定與宏碁聯合推出搭載阿里云OS的A800新手機發(fā)布會突然取消舉行，據谷歌當時對國外媒體透漏：宏基屬于安卓聯盟成員，不得使用非安卓之外且兼容安卓的系統。

安卓聯盟的廠商走不通，阿里巴巴便將目光盯上了素來與谷歌和高通聯盟不和的魅族。

只是兩家公司的聯姻十分隱秘，相互合作的事情，直到2015年魅族在多款機型上搭載阿里云OS系統后才得以公示。

2014年7月，阿里云更名為YunOS，并以唯一的移動操作系統身份，入圍2014年中央國家機關政府采購協議供貨商名單。

2015年，隨著魅族在阿里云OS陣營的站隊，2016年阿里巴巴集團OS事業(yè)群總裁張春暉曾對媒體介紹：“2015年YunOS新增用戶同比增長700%，而在2016年第一季度，新增用戶1700萬，出貨量占國內智能手機市場比例達16.08%”。

只可惜，盡管當年YunOS當年鼎盛時做到了安卓和IOS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移動操作系統，但單憑魅族的市場體量和阿里巴巴在安卓生態(tài)的號召力，始終沒有“手機的移動系統端市場”扭過谷歌和高通的聯合封殺。

搭載了阿里云OS系統的魅族手機截圖 圖片來自百略網

2016年下半年，隨著谷歌對大量應用的技術性“隔絕”，YunOS在移動端的市場快速下降，甚至當時在資本關系上與阿里相親相近的魅族都已經少有YunOS的機型推出。

隨著C端的市場遇冷，阿里意識到移動市場的策略失誤后，便將YunOS的開發(fā)方向轉向物聯網操作系統領域。

2017年9月28日，YunOS改稱AliOS。此后不久，AliOS以開源的方式，正式推出面向IoT領域的輕量級物聯網嵌入式操作系統AliOS Things。

來自YunOS社區(qū)

根據維基百科上的公開資料顯示，阿里云OS采用了和安卓相同的Lunix內核，并由此實現了兼容安卓應用。

在五矩與一位360工程師的談話中，這位工程師透漏：華為在被谷歌停止合作后，新的操作系統一定會從Lunix中誕生。因為只要想讓這個系統獲得生態(tài)能力和國際市場的公信力，這幾乎是所有個人端系統的必然宿命。

而在中國企業(yè)唯一的國產移動操作系統布局上，陳榕也對阿里巴巴的做法表示了肯定。

因為在五矩問及”如果國內有那幾家公司可以深度定制基于Linux的個人端操作系統“時，陳榕只給了兩個答案：要么是阿里，要么是華為。

另外，陳榕認為：“阿里的失敗是企業(yè)基因問題，2014年的阿里還是以電商基因為主的企業(yè)，電商作為能為阿里帶來最多資金的業(yè)務，也就受到了阿里的最多資源照顧，所以盡管阿里在系統上投了幾十億的資金(包括對魅族的投資)，但和微軟哪些靠系統吃飯的巨頭相比，還是九牛一毛"。

陳榕還補充道：“要做系統必須對外足夠開放，就像谷歌當年對安卓的做法，讓別人看到誠意才會有人參與系統的生態(tài)建設，才能形成穩(wěn)定的產業(yè)聯盟。”

顯然，阿里的YunOS開放的有點晚了。

在五矩看來，阿里與谷歌安卓的這段對抗史，頗有些谷歌逼迫華為走上梁山后“阿里云OS續(xù)集”的意味，只是華為和阿里相比，華為的處境在被ARM停止合作后，其面臨的壓力更大。

另外根據目前的已知消息來看，華為鴻蒙和阿里云OS相比，最大的區(qū)別是華為鴻蒙不僅僅適配于手機端的操作系統一個點，而是從手機、電腦、平板、電視、汽車和智能穿戴設備等多個場景都進行了打通。

不久前，一位網友曾在微博投稿：上海交通大學某教授帶領華為操作系統團隊開發(fā)了一個自主產權操作系統——鴻蒙，其對Linux大量優(yōu)化(已開源)，并已用于華為手機中(安全部分)。

而根據華為手機CEO余承東曾在一個老友群中對“華為自主研發(fā)的操作系統最快在今年秋天、最晚到明年春天就會上線”的透漏。

某種程度而言，華為鴻蒙的出世并臨時起意，而是早有準備。

5G與國產操作系統的突破口

2019年是個特殊的日子，因為從通訊發(fā)展史來看，今年幾乎可以被定義為5G元年。

在陳榕眼中，如果華為沒有遇到今天的磨難，隨著5G的普及，操作系統的市場格局一定會被重寫。

因為就在2018年，微軟放棄了Windows的后續(xù)大更新，直接將Windows并入了云計算部門;而谷歌的安卓在經歷了從1.0到4.0的大更新后，后續(xù)的升級也越來越難以突破安卓在用戶體驗上的有效提升。

事實上，據陳榕介紹，早年期間一些西方公司也有針對安卓的變種系統存在，但這些系統都死在了安卓快速迭代的體驗更新上。

而今天的安卓，面對安卓P與安卓Q幾乎細微到無法察覺的變動，谷歌授權與否在安卓系統本身的意義上，已經對華為影響甚微。

除了系統，五矩還和陳榕聊了ARM停止對海思授權的新聞。

據陳榕介紹：5G的普及將會弱化芯片等硬件公司在個人系統體驗上的存在感，因為未來的5G網絡下，手機只是運行虛擬機的載體，而虛擬機主體本身就已經通過阿里和華為這樣的公司，實現了線上的實時交互。

所以，買手機看驍龍?zhí)幚砥?，還是聯發(fā)科處理器的日子，可能會成為類似BB機的一段歷史。

但陳榕也強調：“不是說硬件不重要，而是硬件在消費端變得可有可無，但企業(yè)端依然是重要的產業(yè)核心環(huán)節(jié)。”

最后關于華為和國產系統，陳榕對五矩評價到：

別惹事，不怕事，能說出“通過網絡架構重構來解決可信的問題”之人，背后必定有其工業(yè)實力和運籌帷幄的信心。

人才、產業(yè)和未來

回顧中國操作系統20年，人才和產業(yè)缺失是早年“國內操作系統市場”難以問世的最大阻礙。

微軟、蘋果和谷歌能夠利用操作系統的壟斷優(yōu)勢獨霸世界，不僅僅是源于微軟、蘋果或谷歌的偉大，而更多是源于微軟、蘋果和谷歌在美國擁有的人才基礎。

當全球頂級的十個計算機專家匯聚一起，隨便辦個公司，不用介紹也能輕易拿下1000萬美元的估值。而這便是曾經發(fā)生在美國科技強國的故事。

20年前，總市值不足50億美元的新浪、搜狐和網易，帶著我們的程序員攢起了第一批中國編程人才的基礎;

2004年，華為海思成立，帶著中國的芯片精英用十五年拿下了全球IC設計公司第五名的名次;

而2010年總市值不足谷歌五分之一的阿里巴巴在互聯網的浪潮中，又帶著中國的編程人才用阿里云OS，打響了國產移動系統的第一槍。

20年過去，我們雖然未曾在國產系統的市場上獲得過任何完勝，但時間也給予了我們在國產系統上對產業(yè)和人才的成長的空間。

2019年，據網信辦發(fā)布的《數字中國建設發(fā)展報告(2018年)》顯示：中國目前大約有1677萬的互聯網從業(yè)者，其中技術崗位(并非全部都是程序員)的從業(yè)者占總人數的45%，約為750萬人。

而根據第三方知名數據統計機構IDC的調查，2014年時全球約有1850萬名程序員，其中中國占了世界的10%。

今天盡管五矩沒有查到中國程序員在全球的整體比重，但基于中國互聯網人才大爆發(fā)的事實，想來也不會少于20%的比例，而這個比例基于中國是世界第一大互聯網市場的事實，已經給了我們開發(fā)適合中國人自用、自理、自立的個人端系統的條件基礎。

2018年，媒體人梁寧在《華為老兵講國產操作系統背后的故事》里慨嘆：“就像10多年前一樣，只要搞定知識產權問題，選擇技術路線，找會干的人，投入干，CPU/芯片就能夠做出來。”

“搞不定的依然是操作系統。差距大的依然是生態(tài)。當年，繞得過Intel，跨不過微軟。如今，繞得過ARM，做不出安卓”。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其中的往事，怕是只有陳榕老先生這樣切身參與過的人，才知道哪些紛紛攘攘的時間里，究竟埋藏了多少“不可說”的真相。

而細觀中國國產系統的真實往事，五矩覺得：與其擔心已經將商業(yè)模式普及到人人皆知的互聯網產業(yè)，不如自我反思下，為何工業(yè)硬件上只有一個華為?